1936年，《张大千画集》第一次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。大千请画贯中西的徐悲鸿作序，序的题目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。
从清末到民初，中国的两大政治、经济与文化中心，一是在北京，一是在上海。当时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方。1934-1938年大千举家迁往当时全国文化中心的北平发展，使他找到了另一个新的舞台，并且在那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交游圈与名声。 以大千的才艺与为人，很快与北平的画家打成一片，赢得他们的友谊与佩服。1935年的5月22日，于非（门音）在《北平晨报》上发表一则短文，标题就是「南张北溥」。从此张大千的知名度与北方的画坛领袖溥二爷（心畲）齐名，说明大千至此已赢得全国性的知名度。
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，张大千困居北京，由于侮辱日军，一度被日军扣押起来。1938年5月，大千逃脱虎口，只身离开北平，抵达上海。1938年底，大千率家人来到四川青城山上清宫居住。青城山为道教圣地，也是高人逸士隐居之处，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地方。闲云野鹤，一派古风的大千在经历一番劫难和动荡之后，飘然置身于这翠黛浓碧之中，怎能不令他身心舒畅，陶醉一番。两年的青城山隐居生活，大千有一段相对较长的安定时间来潜心研磨诗文、画艺。如果说大千30岁以前是“以古为师”，40岁左右是“以自然为师”，60岁以后是“以心为师”，那么，青城山的两年则是大 千“以自然为师”的顶点。从黄山、华山、金刚、雁荡、泰山、罗俘、阳朔、剑阁、峨眉等名山胜水一路走来，汇集于这锦绣万千的青城山中，激荡着他的艺术创作灵感，也激发了大千的创作欲望。两年中他画了一大批山水花卉，总计共有1000余幅。此时的山水画，大千把水墨与青绿融合起来，笔墨厚重，反映了蜀中山水的性格特征。其中的《青城山全景通屏》是大千集中而系统地表现青城景色的巨作。 1940年9月，大千离开青城山，准备西行敦煌，探寻中国绘画艺术的渊源。
当年大千由上海迁往苏州网狮园时，同住园内叶恭绰对大千的帮助与影响很大，大千在40年代西出嘉峪，寝食莫高窟，探寻人物画的渊源，其中就有叶恭绰的启发。叶恭绰：广东番禺人，清末当过铁路总局局长。北洋政府时，当过交通总长、邮政总局长，后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长，是我国著名书画家和收藏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当过第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叶对大千说：“人物画一脉，自吴道子、李公麟后已成绝响，仇实父失之软媚、陈老莲失之诡谲，有清三百年，更无一人焉。”并力劝他放弃花卉山水，专攻人物，振此颓风。所以大千也说，他之所以“西去流沙，寝馈于莫高、榆林二石室者近三年。临抚魏、隋、唐、宋壁画三百帧。皆先生启之也。”之后，在国民党政府检察院任职的马文彦，也曾多次向大千介绍敦煌石窟壁画，自己又查阅了一批资料，遂决定去探寻中国绘画的艺术渊源，以发扬光大。
敦煌莫高窟是一座灿烂的东方艺术宝库，汉唐鼎盛时期，莫高窟有洞窟1000余个。风刀雪剑、沙湮土埋的自然破坏不说，仅就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就有数起之多，敦煌艺术经历了无数的劫难。敦煌的最大损失，还是壁画经卷塑像的被外人盗窃损伤。在现存的490个洞窟中，最早的为北魏年间所建。这些石窟有大有小，大的像礼堂，小的仅能容纳一人。窟内精美的佛像、菩萨、飞天、舞乐伎等工笔壁画和彩塑异彩纷呈、令人目眩。它们都是出自魏唐以来历代画师的丹青真迹。石窟所有壁画如以平均2米高度排列起来，将有2．5公里长；彩塑排列起来，有1．5公里长。可谓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和最大的美术馆。
1931年3月，大千第一次踏上赴敦煌的征途。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来到了莫高窟，在莫高窟附近的一个破庙里住下后，便带领帮工和随行的士兵清理积沙，修路开道，开始对石窟进行记录和编号。经过五个月的艰苦工作，他们总共为309个洞窟编了号。由于生活用品准备不足，人少力薄，以及画布和颜料等画具临摹效果不佳，大千一行不得不于年底返回兰州，筹集人马，补充物品，作长期打算。1942年3月，大千率子张心智以及差厨等—行9人，从西宁包租—辆卡车，第二次来到敦煌。
临摹敦煌壁画工作是十分艰巨的，为了加快进度和保证质量，大千在朋友担保下，获得青海主管特准，亲往塔尔寺以每月50块大洋雇到此前认识的5位喇嘛画师。他们专为大千磨制颜料、缝制画布、烧制木炭条。为使临画色彩亮丽无比而历久不变，并能使所临壁画恢复如初，大千所使用的颜料多为石青、石绿、朱砂等矿物质，这些珍贵的颜料来自于西藏，每斤价格在40至50两银子之间，而且每种都在100斤以上。颜料经精工细磨后才能使用。大千所用画布大到数丈，喇嘛画师拼接缝制画布更是拿手绝活，往往是天衣无缝，不露痕迹。画布需抹上胶水，填平布孔，再打磨7次，方能下笔。
洞窟内光线暗淡，有时他们借着日光，用—块镜子反射入窟内进行临摹。但多数时间是一手秉烛或提灯，一手握笔，有时手持电筒反复观看多次，才能画上一笔。洞窟里空气滞闷，呆上半天，人就觉得头昏脑胀。深而大的石窟更是阴冷潮湿。夏天要穿棉衣，冬天则滴水成冰，无法工作。在高大的洞窟里临摹，还必须搭梯而上。碰到藻井或离地面很近的壁画，只能仰面或侧身而卧，上下反复，时卧时起，不久就使人汗流浃背。
1943年5月，大千别了莫高窟，伴随着驼铃声，向榆林窟进发。榆林窟，俗称“万佛峡”，位于安西县城南约200华里处，它与莫高窟、西千佛洞和水峡口小千佛洞都是独立的石窟群。由于它们的壁画和雕塑的时代特点与艺术风格很相近，同属一个体系，所以统称为“敦煌石窟艺术”。大千曾数次前往榆林窟观摩、考察。虽然榆林窟的壁画在数量上远不能与莫高窟相比，但其艺术水平则完全可与莫高窟媲美。如第17窟的盛唐壁画，其技艺之高，保存完好如新，为莫高窟所未有。还有一幅西夏《水月观音像》大千更是反复欣赏，赞叹不已。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工作，大千一行在榆林窟共临摹壁画10余幅。包括西夏的《水月观音》、唐代的《吉祥天女》、《大势至菩萨》以及《供养人》等。其中一幅《卢舍那佛》成为大千榆林窟之行的得意之作，从而为大千的敦煌之行画上了句号。
临摹工作耗时费工，工程量巨大。从1941年3月赴敦煌到1943年6月中旬离开榆林窟，10月回到成都，在两年多的艰苦岁月中，大千以常人所没有的勇气和毅力，凭着为艺术事业献身的坚定信念，风餐露宿，呕心沥血，苦苦面壁、殚精竭力，对敦煌艺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他是国内专业画家中临摹敦煌壁画的第一人，是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和带路人。张大千说过，“画画没秘诀，一是要有耐性，二是要有悟性”。很多人或许不缺悟性，而尤缺耐性。似乎大都忍受不了“十年磨一剑”，甚至“临池三年”，或者小有名气就耐不住寂寞。在国人都不知道敦煌时，张大千在寥无人烟的洞窟前的小泥屋一住就是三年，经他的呼吁，才有留法画家常书鸿的镇守，以及随后的敦煌成为显学。
然而，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在经济上，大千一行在敦煌日常吃、穿、用、纸墨笔砚全靠外运，费用比在内地高出10多倍，而且远在家乡的亲人需要大千接济。为了维持巨大的开销，大千白天进洞临画，晚上回到住所作画至深夜，并把作品陆续寄回成都办画展。为了维持在敦煌期间的庞大开销，他除卖掉大量珍藏的古字画和自己的作品外，还曾向人举债高达5000两黄金，而这笔债务在20年之后才得以还清。大千去敦煌之际，正当年富力强，红光满面，满头青丝，黑髯似漆，当他归来时，已是满头华发，髯须染霜，面容黝黑，显得十分苍老。而这些巨大的代价所换来的，却是意义深远、卓有成效的工作。大千对敦煌石窟艺术作了系统研究，经博搜详考，记录并完成20万字的学术著作《敦煌石室记》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开山之作。他多次向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出呼吁，尽快采取保护措施，建议成立专门的研究或管理机构，以便对敦煌艺术宝库进行保护、管理和研究。在他的呼吁和于右任的倡议下，1943年正式成立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”。
1943年8月，“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”和“张大千画展”在兰州开幕。国民党军政要员朱绍良、谷正伦、高一涵、鲁大昌等人主持了开幕式。这是敦煌千年艺术第一次在国人面前展示。展出当天，参观者达万余人次，大千的近作被订购—空。
1944年3月和5月，由国民党中央教育部主办的“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”相继在重庆三牌坊官地庙、上清寺中央图书馆展出。排队购票者长达一里多，一时万人空巷，观者如潮，山城轰动了。著名画家徐悲鸿、黄君壁，著名诗人柳亚子、作家叶圣陶、书法家沈尹默、吴玉如等一大批文艺、学术界名流纷纷前往观看，推祟备至。
这些展览的相继举行，正值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际，对于大后方成都、重庆的人民来说，成为增强民族自信、唤起民族斗志的号角。此后，该画展又陆续在西安、北京、上海、南京举行，均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。同时，大千精选其中部分作品出版了《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特集》和《敦煌临摹白描集》。
张大千临摹敦煌画展是继外国人敦煌盗宝之后，世人对这一宝藏的重新发现和认识，可谓石破天惊。它首次向人们展示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艺术遗产。使天下尽知敦煌。同时，人们从大千的作品中，更加了解这位坚韧不拔的艺术家，并对他在敦煌的艺术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。敦煌学巨擘、国学大师陈寅格在重庆看过画展后说：“自敦煌宝藏发现以来，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，止局于文籍之考证，至艺术方面，则犹有待。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，介绍于世人，使得窥见吾国宝之一斑，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，何况其天才独具，虽是临摹之本，兼有创造之功。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，更无论矣!”
从表面上看，大千敦煌之行，最主要的收获是276幅临摹壁画，而实际上更主要的成就在于对中国绘画艺术渊源的分析和论证，创立了中国艺坛上的“敦煌画学”。 敦煌之行也是大千绘画艺术的重大转折点，在饱受这千年艺术熏陶之后，大千的画风发生了巨变，以至影响到他的后半生。
从敦煌回来不久，大千创作了一大批风格新颖的作品，如《青绿山水图》、《洗砚图》、《临唐壁画》、《摹北魏画马图》、《采莲图》、《蕉荫仕女》、《舞带当风》等。他从盛唐人物中感受到重彩的复活及其精密与宏伟的写实精神，一改过去人物画的纤琐病弱、清丽雅逸，而为敦厚浓艳、丰腴健硕。特别是加强了线条的写实造型能力。他学唐人不只得其貌，更得其神。他笔下的人物，深得唐人遗意，极富感染力。
山水画由过去的清新澹泊变为宏大广阔，更加重视渲染，喜用复笔重色，特别是层峦叠峰的大幅山水，丰厚浓重，金碧辉煌。荷花画亦吸收了佛教壁画莲台花瓣精美的造型和流畅的线条，给他的“荷花一绝”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。他摹古而不泥古，得古人神髓而表现自己的面貌．受敦煌壁画洗礼，更能融汇吸收传统国画精髓，使他的作品日趋瑰丽雄奇。及至60年代以后，创造了颜色浓重、大幅连屏的泼墨泼彩技法，使作品表现出“苍浑渊穆”的境界。
张大千先生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，并做了一定的工作。1941年的秋天，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，奉命西行视察时，专程来到了敦煌。于右任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，对艺术颇有研究，对艺术事业十分重视。于先生和张先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见面，实在是感慨万千，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。当晚张大千先生邀请于右任共度中秋节。席间谈及了莫高窟的价值以及敦煌文物失散严重的情况，并表示要为保护莫高窟多做工作。张大千先生的建议得到了于右任的赞同和支持。在于先生的努力下，终于在1943年3月，正式成立了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”。从此，敦煌莫高窟有了专门的保护研究机构。这其中也有张大千的一份功劳。
1953年3月，大千第一次到美国旅游，并赠送给波土顿美术博物馆《峨眉山水图》一幅。9月，大千第二次到美国旅游，观尼亚加拉瀑布，并参加在纽约举办的“当代中国画展览”。在回阿根廷途中，大千在巴西圣保罗停留时，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很像家乡成都平原的地方，而且“巴西”这个名字正与四川的别名“三巴之地”巧合，黑油油的土地也颇似川西坝子。大千的心为之一动，定居这里的念头迅速占据了心间。此时，大千还没有在阿根廷解决居留权问题，而巴西政府正在竭诚欢迎外来移民，共同开发这块宝地。
大千所看准的这个酷似成都平原的地方，树木葱郁，河流环绕，确是一块风水宝地。这块地方面积约有220亩，原是一个意大利商人种植的柿子园，正巧这位意大利人要回国定居而急于出售，大千便以1万美元买下了这块地方。说来也巧，这块地方附近的一个小镇，其音译名“牟吉”与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的字摩诘相近，大千索性就译为“摩诘镇”，临近的一个县音译名为“蜀山乐”，这对大千的思乡之情更是一种慰藉。此前的大千，无论是在国内，还是在国外，不是寄人篱下，就是租屋而居，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地产业，实为贫无立锥之地。也就像是一个匆匆过客一样，无牵无挂地来来往往。而此次在异国他乡购地筑巢，是生平第一次大兴土木，要充分调动自己的艺术思维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建造自己的居所，使之成为一座纯粹的中国式园林。
大千将自己的园林命名为“八德园”，是因该地原为柿子园，唐朝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言柿有七德：“一寿，二多阴，三无鸟巢，四无虫，五霜叶可赏，六嘉实，七落叶肥大。”后来，大千又从医书得知，柿树叶泡水可治胃病，所以共为“八德”。园落成之后，张大千全家即迁巴西，一住１７年之久。
为修建八德园，大千耗费了巨大的资金。大千勤奋作画，并在圣保罗、台北、东京、香港、纽约、伦敦、新加坡、巴黎等地开办画展，将收入全部投放到八德园的建设中。同时，大千使用其临仿古画的绝技，使为数不少的仿古作品进入世界许多一流的博物馆、美术馆，并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收入。此外，大千对破旧古画的翻新技能也堪称一绝。大千凭其慧眼，以低价购得破旧古画后，由装裱高手重新裱糊，然后由大千加上题跋，便能卖到很高的价钱
|
